学原本就是各家大儒自己阐述、解释经文大义，以书面或是口授的形式，传授经书的一种方式。而当下郑玄所做的事情，其实也宛如先年的那些今文经学的大儒一样，在给各种古文经学做注释，虽然去掉了一些今文经学什么谶纬的东西，也一方面也让这些古老深奥隐晦难懂的文字可以更容易被人所理解，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掺杂进去他个人的思维和观念，或是他个人对于某些经文的解释和注解，这在司马徽眼中，基本上就和古文经学的叛逆者没有什么两样了。

你郑玄可以说这一段经文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大意是什么什么，没有错，但是不能不讲为什么要这么理解，是根据什么来理解的，结果这样一省略，就导致很多人以为经文就是应该按照郑玄所说的那样来理解，这不就是和当年口述经文的那些误人子弟的今文经学大儒一样了么？

司马徽想要扭转这样的局面，但是汉代人比较务实，就像是后世那句话，你行你上啊，不行别，司马徽要抢过郑玄的话语权，却发现自家手中什么硬货都没有。

大多数人其实都知道，郑玄的学问未必全数都是对的，可问题是在郑玄这个地方方便啊，有易经的问题，可以问，有礼学的问题，同样也可以求教，尚书的，春秋的，都可以询问，而不用像之前那样，要辗转各个郡县，然后找各个不同的世家，这样两相一比较之下，自然更多的人愿意汇集到了郑玄的名下。

而这些人汇集而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未来大多数的潜在官吏，都师出郑氏！

汉代经学，就是官职的隐形阶梯。

造成这样的局面，肯定不是汉武帝愿意看到的，所以光武帝就干脆连太庙都给改了，摆明车马你那一边的，我是这一边的，虽然都是大汉水，但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模样。

光武帝在朝，但凡是磋商民生政务的国家大事的时候，都会和臣子就经学上进行积极且热烈的探讨，从太阳升起会一直议论到夕阳西下，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就会相互辩难，如果有谁经义不通，便当场直接“夺其席以益通者”。

当时有个姓戴的，位任侍中，每次朝会的时候都站着，死活不坐，光武也是觉得奇怪，便询问为何，然后这个戴侍中说自己“经不如众臣，而不敢居于众臣之上”，雒阳便有民间歌谣称“解经不穷戴侍中”，所以，在这样的氛围之下，那个臣子会在经学上懈怠？

到了当下，世家之中经学已经是成为一个隐形的标杆，而在这些世家当中，学而优则仕最为成功的，便是弘农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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