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胡可听项高这一番话，不由得汗出如津。儒家思想，尤其是从董仲舒起的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从春秋末期出现的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思想，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董仲舒从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和孟子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两个说法出发，将其极端化，片面化。将父子君臣夫妻原本对等的权力义务关系（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变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单方面的、绝对的服从关系。从此之后“三纲”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基本纲常，其后历朝历代大儒无不对这一理论加以阐述延伸，使之上升到了永恒不变的天理的地步，明清两代更是登峰造极，触犯了名教不仅仅会遭到舆论的谴责，更是会遭到公权力的严厉打击，从废除功名断绝仕途到干脆直接处死不一而足，像忤逆不孝更是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究其原因很简单，在当时人看来，忠与孝几乎是同义词，对父权的服从等同于对天子的服从，对父权的抗拒是对帝国反叛的开始。从一介小吏到拥有功名的乡绅，无不是朝廷权力的化身，如果一介平民不表现出应有的恭敬，那就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一理论体系不管在现代人看来是多么的荒谬和不人道，但在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通讯交通条件极差的古代，却的确是古代中国能够在一个人口众多、文化差异极大的庞大地域内长时间维持一个统一政权的重要原因，因为儒家思想不管怎么不人道，压抑人性，但的确能极大的降低统治成本，降低内部的反抗力度。

“那，那项公，您觉得我们这次应该反对那周可成的建议了？”

“那倒不必！”项高摇了摇头：“你身为朝廷命官，须得知晓经权达便的道理，周可成固然是无君无父之徒，那徐海、汪直等人又何尝是善类？彼二者皆虎也，贪而无餍，如今周可成欲与另外二者相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若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岂不善哉？”

听到这里，胡可已经是心悦诚服，叹道：“项公果然高见，在下自当从命！”

淡水，砖窑。

火焰奔腾，宛若无数骏马，舔舐着窑壁，黑烟如柱，一排排砖块摆放在窑道里，在火焰的炙烤下呈现出朱红色。砖窑外学徒们正在忙碌的将一排排等待烧制的砖胚搬运到窑口旁，在不远处，数十名工人正在从取土的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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