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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麟失踪的事实在公安局备了案的。可是事实上，包玉麟每个月从国外寄钱回来的事大家也都清楚。但是这毕竟是包玉凤的事情，只要她不说，谁也不愿意去点破这个事情。毕竟大家都清楚当时的情况。把一个人逼到了那个地步，他还能活下来就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如果再以这个为借口为难包玉凤，就显得太不尽人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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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凤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联系上弟弟，可是几年时间过去了，包玉麟除了按时给家里寄钱以外，从来都没有留下过地址。包玉凤也不知道该怎么联系包玉麟，只能通过每个月寄来的钱断定弟弟还活着。每个月，收到包玉麟汇款单的日子就是包玉凤和妈妈最高兴的日子，包玉凤总会高高兴兴将汇款单拿回家，将汇款单上的每一个细节跟妈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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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认为，包玉凤恐怕是整个磐石县最有钱的人之一。县银行有人悄悄的算了一笔帐，包玉凤的外汇存款将近有15万美金。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没有人知道，包玉凤每次只是负责将收到的钱存进银行而已，存折的密码连她都不知道。包玉凤的妈妈说了，只要包玉麟还活着，早晚是会回来的，这钱得帮包玉麟存着，等他回来了用。娘俩的生活就全凭包玉凤的工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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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的时候，磐石县统战部接待一个很意外的香港团队。这个香港来的团队的组组成复杂，有香港社会福利属的，还有香港圣婴孤儿院，当然，还有一个5岁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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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部的凌部长是第一次见到天主教的嬷嬷。他很意外，按理来说，接待教会的人的事情应该归到宗教事务管理局，怎么会找到统战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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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有什么事么？”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没有外事管理局的县城，跟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打交道的是就都落到了统战部的头上。一番客套之后，凌部长问道。毕竟中英香港问题《联合公报》已经签署了，香港不再是一个令人陌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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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我们香港社会福利属的以前有一个分支机构，叫香港国际难民署。在1980年2月，我们接受的一名越南难民在香港生下了一个孩子。孩子出生后不久这个女士就去世了。于是我们将孩子送到了香港天主教圣婴孤儿院。该女士留下了两份遗嘱，根据她的遗愿，我们在孩子5岁的时候打开了第一份遗嘱，发现这是一份交代孩子父亲身份的文件，根据孩子母亲的遗愿，她希望她的孩子在5岁以后能够回到大陆他父亲的身边接受教育，所以我们把孩子送回来了。”香港社会福利属的官员解释着。当年接受香港难民的时候，难民署就担任了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但是这样的遗嘱他们还是第一吃碰上。考虑到《联合公报》已经签署，社会福利署决定执行这个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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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事？他父亲是什么人？”凌部长也头疼了。这种情况恐怕还真没什么地方碰上过。好好的香港不呆，要会大陆接受教育？他拿过武红缨留下的遗嘱仔细看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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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部长没有想到，武红缨跟姐姐从小就在中国留学，在她看来，中国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是非常高的，为了孩子的未来，她希望孩子能回到中国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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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红缨在遗嘱上详细记录了包玉麟的身份和他的家庭地址。这些材料都是武红缨从包玉麟的档案里找出来的。香港社会福利属的官员之前已经去过军区，得到的回答是包玉麟已经退伍回原籍了，所以他们找了过来。民政部门一看是跟香港人打交道，直接就推给了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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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凌部长为难了。毕竟这样的事还没有先例，该怎么处理，他也很为难，可是有一点，如果是真的（他相信不会假），怎么都得让别人一家团聚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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