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门口的酒馆里，有人豪言万丈，“苟富贵，不相忘。”；有人一边推杯置盏，一边哭着指名要某某男生将自己背回去；还有的人趁着酒醉作真情告白，被告白的人红着眼回应“其实我也挺喜欢你的，只是太晚了。我们这样的人不配得到爱情，因为我们都不够勇敢。”
我坐在角落里，没有主动找任何一个人喝酒，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脸上挤出一抹僵硬的笑容。仿佛自己并不属于那个世界，而是来自另一个星球。
所有的人都满面红光，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酒精的作用。毕业之季，天气酷热，即便是在号称中国避暑之都的筑城，六月底的天气也足够令人生厌。
这是最后的狂欢，也是青春的散场。今后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当中有的人见面或许只能在梦里或是想象中，而有的人相见时也许已经身处另一个世界了，天堂或是地狱。
对有些人来，这无异于是一场生离死别，只是谁都不想把心中那种无可奈何的愁绪流露得过于明显。同样的，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使自己表现得更坚强一些，于是只好选择相信老曹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很多时候酒精所带来的兴奋，的确可以使得一个胆懦弱的人变得勇敢无比。可对我来，用酒精来淹没伤感并不是什么好办法。一来我深谙酒醉过后所带来的身体上的不适，二来当时的我心事重重。
全班几十个人，唯独我没有拿到毕业证，原因是我的学籍信息不一致。也就是我的出生日期跟身份证编号所显示的出生日期不一致。为这事，白天我刚跟辅导员干了一架，要不是有其他老师拦着，那厮早就被我打残了。
其实学籍信息不一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需改一改就行，只是需要提交申请，还得提交各种证明材料，会很麻烦，而且，没有几个月时间，办不下来。也就是，毕业之后的几个月之内我是不会拿到毕业证的。
起我跟我们辅导员的恩怨，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大一军训期间，有天晚上学院安排放映《东京审判》，原则上是要求每个学生都到场，往大了是接受爱国教育，往了就是为了防止学生晚上乱跑。不巧那天正好有一个高中时同班的同学生病被送进了医院，我得到消息以后就和另一个高中同学去医院探望。
去医院之前我先跟教官打电话请假，可教官告诉我只要辅导员同意，他没有什么意见。挂了电话，我接着给辅导员打电话，可辅导员好像就跟人串通好了似的，跟我只要教官同意，他也同意。
妈的，就这么点芝麻豆大的事，他两却你推我攘的，这让我很愤懑，心想，既然你们做不了决定，那我替你们做决定好了。
或许是我太过单纯，总以为去探望一个生病住院的同学是人之常情，也是理应那么做的。可我忽略了，就算是有天大的理由，一旦挑战了权威，那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因为这事，我被辅导员当众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更让我“佩服”他的是，他竟然还打电话到我家里去了。
一天晚上，我练完拳刚回到宿舍就接到我爸的电话。
“你是不是跟老师闹矛盾了？”我爸的语气好像不太对劲。
“没事，我就是去医院看望一个同学，他生病了。”
“放你妈的狗屁，你们老师都打电话到家里来了，你还没事。你知道家里供你读书有多不容易吗？你倒好，刚去学校没多久，就惹事。你要不想读了，早点，我们丢不起那个脸。”
我爸第一次对我发火，之后，我们都默不作声。
良久，话筒里传来我妈的声音：“儿子，你去给你们老师好好话，当面认个错。”
“我不去，我又没有做错什么，干嘛去给他认错？”
“你怎么不让人省心呢？你是不是要你爸去学校，你才甘心呢？”
“什么意思？”
“你们老师了，你要是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让你爸去学校把你领回家。”
我读书比较晚，上大学的时候我都二十岁了，还让家长把我领回家，这个辅导员也真是够可以的。我当时气得不出话来。不过，在我妈的好歹之下，我心想，算了吧，认错就认错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挂了电话，我就去找辅导员。
我们辅导员是个刚毕业出来的研究生，就住在学校里。听这厮考英语六级时作弊被抓了，六级没过，研究生毕业证都没拿到。
“你是不是给我家里打电话了？”我答应了我妈，要好好，特意挤出了一丝笑容。
“啊，打了，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辅导员就坐在椅子上，嘴里叼着烟，翘着腿，趾高气扬的。
“不是，就这么点事嘛，你至于给我父母打电话吗？”本来是想好好的，可一看辅导员那副欠揍的样，我就没法好好了。
“你觉得我不应该打吗？你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影响有多大吗？如果每个学生都像你这样，那学校还怎么管理，你？”
“我不是给你打电话请假了吗？也跟教官请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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