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日战争更加深了半殖民地化，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时，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阶层中逐渐分化出一批比较开明的有识之士，康有为和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代表。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号更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
梁启超生于广东新会。1894年，梁启超提倡变法，并于上海主撰《时务报》，著《变法通议》，刊布报端，启发国人之革新思想。
民族危机的尖锐加速了他们政治上的觉醒，战争失败刺激了位们去求索。他们逐渐认识到形势的危急与局面的严峻，感觉到“国势危蹙，祖陵奇变”，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德占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乱匪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正是这种“外患内乱”从根本上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整个社会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局势。
所有这一切，都使封建统治者面对这民族危亡，社会危机到无能为力。洋务派从事的“自强”“求富”事业，徒耗巨资而未见卓效，甲午战争使更多有识之士在事实面前认识到单靠办洋务并不能拯救民族危亡。要拯救“大清”只有先拯救民族危亡；要拯救民族危亡，则必须从政治上改革内政；不改革国内现状，就无以生存，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泰西之国，一姓累败而累兴，盖善变以应天也，中国一姓不再兴者，不变而逆天也。夫新朝必变前朝之法，与民更始。
为了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使爱新觉罗氏继续维持其统治，为使地主阶级政权不至于被资产阶级政权所替代，封建统治阶级只有采用一种新的统治手段，通过一条新的途径来改革现存的腐朽的官僚机构，给暮气沉沉的封建政权增添一点生机。
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以致于“内溃外侵，朝不夕保”，还是奋发维新，以图自强呢？
康有为鉴于形势的紧迫，国家的危亡和现实的刺激，痛切感到大清王朝再也不能照原样生存下去了，必须立即实行变法。他认为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因而必须“维新振救”。
随着朝政的逐渐**，学习外国已成为一种势不可禁的新现象，主张向西方学习，用西法来医治中国社会的弊病，夫今日在列强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提出了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宇的救中国之法。
只有变法才既可解救民族危亡，又可使麻木不仁，饮迷熟睡，刺之不知痛，药之不能入，诚扁鹊所望而走的政权得以苟延残喘。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只有通过变法才能缓和国内外矛盾，清朝统治才有可能维持下去。
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峰。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宣传中心。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沙俄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中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皇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一路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光绪于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实际的权力，让他进行朝政的改革。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第三天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的开始。之后光绪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章京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别署东海褰冥氏，湖南浏阳人。谭嗣同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猛烈抨击了君主**制度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并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其思想之激进和深刻，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平，并成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先导。谭氏富有文学才华，诗文都写得有气势，有词采。
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广东南海人。康有为胞弟。自少鄙弃八股科考，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曾纳赀为小吏，深感官场黑暗，挂冠而归。从美国人嘉约翰学西医，计划在上海创设医学堂，未成。
杨深秀（1849—1898）字漪邨，本名毓秀，号孴孴子。山西闻喜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百度搜索本书名+看最快更新）。1897年底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次年3月和御史宋伯鲁发起关学会，讲求变法。4月列名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与康有为过从甚密，不少奏疏是和康有为商量后写成，或为康有为代拟。
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举人出身。好为歌诗。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针对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上书请拒和议。同年捐赀为内阁中书。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举人出身。1889年（光绪十五年）授内阁中书，后晋为侍读。曾入张之洞幕府，在北京任职期间经常写信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集精兵猛将大举北援，保卫津沽。1895年参与发起强学会。强学会被封禁后，又联合会中志士抗争。清廷在强学会旧址基础上设立官书局，命其参与选书事宜。
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为官清廉，“百度搜索本书名+听潮阁看最快更新不媚权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上书建议变法求强，刑部堂官阅后震恐，不敢代递。
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变法从此正式开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进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变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些抵制和反对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受到维新派和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变法的蓝本的。
1、教育改革
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2、经济建设
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
3、军事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学科
4、政治
裁减冗员；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开放新闻自由；按月分类列名每年收支；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迁都上海等。根据康有为所讲，自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变法运动危及了封建守旧分子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在各省，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其他督抚都未能推行新政。在中央，皇亲贵戚、中枢要员，或公开反对新政，或暗中加以阻挠。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4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绪帝发出三道谕旨：罢黜翁同龢；新授二品以上大员须到太后前谢恩；任命荣禄署直隶（今河北）总督，兼领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军）三军。目的是孤立光绪帝，打击维新派，将精锐的北洋诸军牢牢掌握在后党手中。继而又完全控制了京城防卫。此后宣布太后与皇帝定于10月19日赴天津阅兵，即有届时废光绪帝的传闻。
针对后党的各种反变法措施，帝党亦有抵抗。光绪帝一面引进新人，一面打击阻挠新政的守旧官员。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六品卿衔，专办译书局事务。8月10日谕奖湖南巡抚陈宝箴。9月4日，将阻挠变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革职。5日，赏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代皇帝批阅奏章，草拟谕旨，官轻而权重。11日，徐致靖根据康有为的授意上《密保袁世凯折》，暗示光绪帝应加意笼络袁世凯，以加强帝党的军事力量，防备不测。次日，有旨令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但是，在慈禧太后挟制下的光绪帝不得不时时注意向后党让步，并任用若干后党官僚试行新政。他还命人将每日重要奏章呈送太后阅示，并先后12次亲往颐和园向太后汇报和请示变法事项。从9月初罢黜礼部六堂官起，帝后党争趋于白热化。怀塔布、杨崇伊等陆续到天津谒见荣禄，密商废主之事。袁世凯启程赴京后，荣禄即将聂士成部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移驻北京长辛店。政变有一触即发之势。
9月13日，光绪帝决定开懋勤殿，以便选拔维新人士担任新政顾问。次日，光绪帝就此请示慈禧太后，遭到严斥。他预感帝位难保，于次日赐杨锐密诏，命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人妥速筹议良策。两天后，又发出明谕和密诏（令林旭带出），令康有为速赴上海督办《时务报》。9月18日，康有为、谭嗣同等见到两道密诏，急商对策，以袁世凯曾入强学会，表示倾向维新，决定由谭嗣同连夜去京郊法华寺对其游说。谭嗣同要求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保护光绪帝，诛杀后党。袁世凯佯作答允，迅即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的同一天，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密折，诬指康有为是孙中山大同学会同党，于京师煽动人心，且出入内廷；攻击光绪帝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安置党羽；造作谣言，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日来京，将专政柄；最后吁请太后即日训政。次日下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匆忙赶回皇宫。
9月21日，发布诏书，宣布临朝训政。并下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变法失败。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时称戊戌六君子。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除。
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除此以外，朝庭中本来较为开明有为的大臣在政变后有些被贬，其他亦多被排挤到中央以外；间接亦造成了之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