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是三封推荐信。
第一封，来自葡萄牙文化部长。措辞官方，但赞誉不吝——称林辰是“跨文化理解的杰出代表”，“在文学创作上展现了惊人的成熟度”。这是他那位作为葡萄牙华侨领袖的父亲托关系帮他弄到的。
第二封，来自德国着名的出版人，赫尔曼·舒尔茨。语气更私人，更激动——称《暮光之城》是“一代人的文学现象”，而作者林辰是“我四十年出版生涯中见过的最神秘的少年天才”。
老师的呼吸轻微地顿了一下。
她的目光落在第三封信的信纸上。
抬头上，是一个简单的名字：James cameron。
“詹姆斯·卡梅隆先生的推荐信？”老师的声音变了，那种程式化的平淡被撕开一道口子，露出底下真实的难以置信。
“是的。”林辰的语气依然平静，像在谈论天气，“我在里斯本国际电影节上遇到了他，我们聊了聊数字电影技术的未来。”
实际上，那场“偶遇”耗费了他整整三个月的精心策划。
1999年9月，里斯本国际电影节。詹姆斯·卡梅隆受邀参加《泰坦尼克号》数字重制版的欧洲首映。林辰提前三个月就开始准备：他研究了卡梅隆所有的访谈，知道他正痴迷于3d技术和动作捕捉；他通过葡萄牙文化部的关系，拿到了电影节内部日程表；他让父亲“恰好”认识詹姆斯·卡梅隆下榻酒店的一位经理，“恰好”拿到了行政酒廊的临时通行证。
然后就是等待。
1999年10月7日，晚上9点23分。詹姆斯·卡梅隆独自一人坐在酒廊角落，面前放着一杯威士忌，手里拿着一本《连线》杂志，上面正好有一篇关于动作捕捉技术的文章。
林辰走过去，用一杯橙汁作为开场。
“抱歉打扰，詹姆斯·卡梅隆先生。我刚刚在读那篇文章，它提到用红外摄像机捕捉演员面部微表情的局限性。我在想，如果结合肌电信号呢？不是替代光学捕捉，而是作为补充——肌肉的电流信号比皮肤表面的光学反射更直接，尤其在表现极端情绪时，比如恐惧时的面部细微抽搐。”
詹姆斯·卡梅隆抬起头。
那篇《连线》文章只是泛泛而谈，根本没有提到肌电信号。这个领域的研究当时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要等到2004年，《指环王》团队用类似技术完善咕噜的表情后，才会被业界广泛知晓。
詹姆斯·卡梅隆盯着他看了整整十秒钟。
“你多大了？”
“15岁。”
“你在哪里学的这些？”
“自己看书。还有一些公开的论文。”林辰喝了一口橙汁，语气轻松得像在讨论足球比赛，“我觉得未来的电影应该是完全沉浸式的。不是3d眼镜那种噱头，而是真正的立体视觉，结合空间音效，甚至……触觉反馈。想象一下，在电影院里，当飞船引擎启动时，你的座位在轻微震动，那不是低音炮的震动，是精确调谐的触觉模拟，让你感觉真的坐在那艘飞船里。”
詹姆斯·卡梅隆放下杂志。
接下来四十七分钟，他们聊了数字中间片流程的瓶颈，聊了虚拟制片的前景，聊了高帧率电影对观众生理感知的潜在影响。林辰谨慎地控制着信息量——他说的每一点，都在当前技术可想象的边界上，但又恰好比行业共识领先三到五年。
最后，詹姆斯·卡梅隆问：“你为什么对电影技术这么感兴趣？”
“因为我想拍电影。”林辰说，“不是用现有的工具拍现有的故事，是用未来的工具，拍只有未来才能理解的故事。”
詹姆斯·卡梅隆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孩子，你应该去拍电影。”
一周后，推荐信寄到了林辰在马德拉岛的家里。信很短，只有三段，但最后一段写着：“林辰拥有我见过的最具前瞻性的电影思维。南加大如果不录取他，将是电影教育的损失。”
登记处的老师读完信，深吸了一口气。
她看了看推荐信，又看了看眼前的男孩。十六岁，SAt满分，出版过畅销全球的小说，和詹姆斯·卡梅隆讨论未来电影技术，还能让葡萄牙文化部长和德国出版巨头为他写推荐信。
这个世界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不合理的存在。
她的工作不是质疑不合理，而是处理它。
“好吧。”她最终说，语气恢复了专业性的平静，“材料齐全。欢迎来到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
她在表格上盖了几个章，然后转向身后那台老式的针式打印机。机器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像是老旧的关节在活动。一分钟后，一张硬质卡片从出口滑出。
老师拿起卡片，用一支笔在上面写了些什么，然后递给林辰。
“你的学生证。保存好，它是你进入大部分校园设施的钥匙。学生邮箱和初始密码在背面，建议尽快登录修改。课程表会在三天内通过邮件发送。还有什么问题吗？”
林辰接过那张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