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九点，待在新闻部看报纸，张老师过来神神秘秘地说让我去站办接电话。站办只有她在。电话那头是蔡老师。电话里没有多说，约定到“阿宝药膳养生酒店”见面。赶到那里，意外的是赵副站长也在，他不是回说安江去吗？
赵副站长说：“小王，觉得很意外吗？我前天就到汉水，只不过没有到站上去。蔡老师手里有不少事情，我们跑了跑，不赚点外快，没法过日子啊。”蔡老师也说：“小王，头脑放灵活点，否则在记者站，你连西北风也喝不上。”
两人叫的是一桌比较丰盛的饭菜，看来他们的确发了点财。吃喝一阵，蔡老师问地税局的事，我如实说出，只不过隐瞒报销票据。蔡老师把我一顿训，说是只顾讨好林站长，到嘴的肥肉送别人嘴里去，自己仅仅捡几根骨头。我红着脸，唯有听的份。说完，我掏出150元钱给蔡老师，说是地税局那笔业务我拿的提成的一半。蔡老师拒绝，说他和赵副站长*作一个单位，事情小得多，一趟就搞定，每人千元红包轻松装到腰包里。赵副站长对地税局的事很感兴趣。蔡老师给他做添油加醋般讲述，赵副站长眼睛发绿，说下午就回站上去，要我设法把材料给他，他再设法*作一把。想到报销票据的事，觉得做人不能太过，就灵机一动说材料地税局已拿回去。蔡老师自然又一阵埋怨。他们立即打电话，让任建军再准备一份材料。
吃喝到一定时候，赵副站长照例叫来一个他很欣赏的女服务员搂搂抱抱。看着勾勾搭搭的样子，我和蔡老师坐不住，出酒店。蔡老师说赵副站长太好酒色，也特别贪婪，以后尽量不和他合作。说到卫协会的事，商量明天一早到武侯县城汇合，*办此事，尽量见好就收，弄点红包过年。
街道扩建，夜市摊暂时不能摆，我大舅子们回紫柏县老家。妻子在汉水市区逗留两天，也回家去。今年的春节是公历元月29号，预计记者站到26号左右放假。除星期天，还有半个月时间可以跑业务。
我和蔡老师按照约定，到他亲戚开的诊所会面。只见收费不仅没有收敛，还多出一项由卫协会代收的“社区卫生补偿费”，300多块。我们直奔卫协会。转过两条大街，来到一个比较杂乱的院子。卫协会在西边一栋楼三楼办公，上去敲办公室门，无人。同一栋楼同层还有另外一家单位在办公，我们敲门进去，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正趴在电脑前忙乎。
我与陌生人打交道多少有些怯场。蔡老师干咳两声说：“忙的很啊？”那人头也没抬地说：“什么事？”“我们是报社记者。”蔡老师说。
那人这下才抬起头来，寒暄握手。得知此人姓屈，是刚刚成立的药监局局长。屈局长介绍说根据国家政策，刚刚组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地县也成立相应机构。武侯县局也是刚刚抽调人员，临时租办公地点，人手目前尚未配齐，业务也尚未完全展开。屈局长说原来在县经贸局任副局长。蔡老师马上说以前去过经贸局多次，并熟练地报局长等多人姓名、职务。屈局长突然想起来，说是还在一起吃过饭。近乎套上，屈局长泡茶递烟。问隔壁卫协会的人呢？屈局长说我们来的太早，卫协会那些人一般早上先到在县政府院内的卫生局，然后才来这边。
又等一会，隔壁有动静，进去。卫协会负责人姓乔，工作人员叫他乔主任。说明来意，乔主任马上从兜里掏出两个一百元的钞票分别往我们兜里塞。似乎看见蔡老师收下，我坚决拒绝。乔出任有些意外，请坐，泡茶，看介绍信，说采访要经过卫生局领导同意。我强调不采访过多问题，只看看卫协会收取相关费用有没有收费许可证。乔主任则一再强调必须经过卫生局同意，否则不予接待。只好来到卫生局。卫生局则说本县有规定，新闻媒体采访要有县委宣传部的人陪同。来到宣传部，说明来意，一位叫做程建明的年轻副部长看过介绍信，先说我们证件不合法，又说我们掌握的是小事，没有报道价值，中午在宣传部吃个饭，想到武侯县各旅游景点逛逛也可以，宣传部可以派车派人陪同，其他则免。
我强调说来一趟武侯县不容易，这件事今天非采访不可。程建明派一位年轻宣传干事陪同来到卫生局。卫生局一位叫做高有为的副局长、局办公室主任等人和我们座谈。双方就卫协会具不具备收费资格展开讨论。对收取社区卫生补偿费，数万元押金，多达数种的证照审验等是否合法，展开激烈辩论。高副局长出示物价局核发的“行政事业性单位收费许可证”。对照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社区卫生补偿费，押金等5项收费不在许可范围内。还有一个关键环节，既然是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项目，就应该开具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上面有物价税务部门监制章，而卫协会收取费用，全部都是收款收据，从理论上来讲，收款收据就是打的白条，本该纳入财政监管的款项，有被卫生局、卫协会用白条收费，有逃避监管的嫌疑。
采访完毕，谢绝卫生局、宣传部要请吃午饭的建议。离中午下班还有一点时间，蔡老师说到县法院看看，他最近代理一个小官司，属于民事纠纷范围，看什么时候可以开庭。先后去立案庭，民庭，蔡老师对法院很熟悉。立案庭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开庭审理的日子还早。蔡老师要求尽快开庭。拒绝两个庭长勉强的吃饭邀请，来到一条小巷道，各自要半斤卤猪头肉、肥肠，半斤装的一瓶白酒吃喝起来，因为要混中午两个小时时间，吃喝的速度很慢，结果引起小饭馆老板不快，说影响他的生意。下午先后去一个房地产公司，一家路桥建设公司，武侯县城建局，均未见到主要负责人，无功而返。晃悠到下午三点多，在大街上溜达，却远远看见站上面包车过来！
正想通知蔡老师回避，回头一看已经不见人，看来他比我先看见车，不想给我造成不好影响，独自走开。林站长开车，小庞坐旁边。不用我招手，车停我身边。上车，才发现周军生也在车上。交谈之下，得知林站长是为武侯县某村群众反映村两委会班子贪污的投诉而来。周军生照例蹭车来看对象李小玉。放下周军生，我们三人去那个村子采访。林站长边开车边问我今天来武侯县什么事？我犹豫一下说出大概。
林站长说：“武侯县委宣传部部长于光明已经打过我电话，说是明天中午同县卫生局的人要来记者站拜访，宣传部长亲自出面，一般都是比较大的事，说不定还有点情况。”我选择沉默。
要去的村在武侯县城北城乡结合部。处在这样位置的村集体比较有钱。车一进村，立即就有人围过来，嚷嚷着递投诉材料。小庞联系投诉人，一位中年男人过来上采访车。往回倒车。刚掉过头，几个村民挡住去路，说：“还没有到村里采访，怎么就要走？”中年男人伸出头，嘟囔两句，村民们闪开。来到县城中央一酒店，车停在院子后面，上二楼一大包间，已有两个农民模样的人在等候。上茶水，相互介绍，带我们来的人是村委会主任王贵，另两个人是村委会委员。
王贵介绍情况：村子名叫“王家铺村”，有7000多口人，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几年前已经将该村纳入县城规划范围内，因此到该村来投资，买地皮搞开发的人很多，地价飞涨，村里日渐富裕。村集体的积累也相当可观。钱多，事情也就比较多，村两委会因此矛盾不断。现任村党支部书记王富民是20多年的老支书，是历届城关镇党委、现在则是街道办事处党委任命的，别看王富贵除认得钱外，其余就是一个文盲，可是他为人处事很有一套，与历届上级部门关系搞得特别好。他还有个厉害弟弟，在市反贪局任副局长，县上很多干部都来巴结他。王富贵因此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村上凡是有利可图的事，他都要雁过拔毛。近几年村里积累日多，他一年以各种名义花掉三四十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推就是让一帮二流子用近乎武力的方式解决。
王贵说自己当上村主任是本届民选的，当选后同王富民第一次交流，他约法一章：你只要管好税费征收，计划生育等杂务就好，土地征用，招商引资，村里建设与开支等经济事务，不要插手。他还以临时借用村委会印章的名义，将其长期霸占，拒不归还。堂堂民选的村委会主任，竟然连看个村财务账本的权利都没有！
谈话间又来两人，说是下面两个组组长。一叫刘三的组长介绍说：村里前些年在该组租地30亩，开办一个石棉瓦厂，经营不善已经倒闭多年。现在，经过县城中心的国道改线环城路，正好从石棉瓦厂门口过。石棉瓦厂的地皮立即身价暴涨。当初建石棉瓦厂时，说是征用本组的土地，我们组以土地入股分红，土地所有权不变。可是现在有不止一家来买这块地皮，王富民全然不顾以前的约定，将地皮说成是村上早些年征用过，是村集体财产，与组上没有关系。组民不答应，同王富民交涉。他先是说打算拿下石棉瓦厂地皮，开办停车场招待所，劝我也入一股，以租用石棉瓦厂场地的名义租上几十年，征地费免不说，手续也好办，然后我们再找人，私下签个协议，卖几十年的土地使用权，一折腾，参股的人都会有数万入账。
刘三没有答应，坚持地皮公开拍卖，所得收益按照当初协议分配，这样一来，大头就是组里的，王富贵不愿意，见收买不成，就找二流子上门威胁。遗憾，公开选举的王贵村主任，完全被架空，替他鸣冤，可街道办事处光打雷不下雨。
王贵补充说：村民对王富民的所作所为义愤填庸，四处投诉反映，直到去年村民代表准备集资到中央反映，县上才派工作组进驻，村上出资三万多请会计师事务所核算账目，事务所走时没有公布账目审计结果，县上工作组也是不痛不痒地批评王富民两句，一切还是回到原点。
刘三说石棉瓦厂地皮在二组组民共同反对下，王富贵被迫同意公开拍卖，地皮以35万元一亩成交，仅此一项就过千万元。如果落入王富贵的圈套，损失难以估计。
上酒菜，吃喝一阵后，几人说希望在报纸上呼吁呼吁，不会让白跑路。上次“西部政法报”、“西部农村报”记者来采访，每人给1000块红包，他们虽然没有给登在报纸上，可是以内参的形式从市上被批转到县上，县上批转到街道办事处，还是让王富民很忙乎一阵子，松口答应公开拍卖石棉瓦厂地皮与此有关联。王贵问工人报有没有内参。林站长答复有。他随后拿出几个信封递过来。我拿眼睛看着林站长。林站长推辞不受，小庞被挤到角落里，无奈勉强将信封接下。看阵势，我大着胆子接过，说“站长这份，我代收下。”
又坐下喝酒。王贵说钱是自掏腰包。我借着酒性说：“拿了红包，可是不一定发新闻。如果现在后悔，你们还来得及。”几人忙说：“能来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还有个小小要求，吃罢饭后你们开着车，再到村里兜个圈子，尽量让多的人看见。这样做的目的是给王富民增加压力，让他再忙乎一阵。反之，他也有可能要找你们。”担心车到村子里被王富贵的人围住。王贵说不会。
已经下午五点。林站长开车，小心翼翼地返回到王家铺村。王贵弄来一辆中巴面包车，耀武扬威地跟在后面。到村子里，就像有放哨人似的，路两边瞬间聚集不少人。到村子中央，车上两村民下车，故意和我们又是握手又是递烟，好像多年的老朋友。王贵一样。看来他打过电话，属于他的支持者出来不少，七嘴八舌说村党支部这不好那不好。也有持反对话语的人。一个有点像是村干部的人围着采访车转两圈说：“工人报的车？工人能管农民的事，怪怪的。谁让你们来的？”
林站长不予理睬，设法返回。已经走不了啦！村民将车围住，说不能就这么走人，把村里的事调查清楚再走。我们求救的眼光透过玻璃窗寻找王贵，竟然看不见他人。纠缠10多分钟，一人说你们反正也走不了，我们已经通知办事处干部，他们马上过来，待会一起开个座谈会。两分钟过后，一辆桑塔纳轿车停在面包车后面，三男子下车，拨开围观的人来到车前，隔着玻璃，一人大声说：“你们请下车，我们是办事处干部。”
林站长摇下半扇玻璃，和那人交谈几句。得知三人分别是办事处主任、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派出所副所长。林站长说这阵势怎么谈事。那人说会安排好。其中一人打个电话，王富民很快出现。在他的呵斥下，围观村民退到一边。三方的人一商量，决定到办事处座谈。
面包车上挤两村民，桑塔纳上也挤上去的有，还有几个人骑着摩托车随后。街道办事处在县城中间一个巷子里。下班时间还有人，显然特意留下的。所有人在会议室坐下。数数，居然有17人。简单介绍，办事处四人分别是：办事处主任齐天有，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孟新华，派出所副所长孟晓伟，办事处办公室主任魏长贵。村民则有王家铺村支部书记王富民，副支书王福银，村文书王福金，以及两个小组长、会计等村上说得上话的头面人物。
齐主任要求王富民，王福银，王福金三人留下，其余到外面等候。屋子里剩下十人，感觉轻松一些。我还打趣地说，金银富贵，是三兄弟吗？王富贵回答说都是本家，分别代表村里三大家族。我说加上王贵，不就是王家铺的四大家族吗？
大家哈哈笑起来，气氛缓和许多。王富贵甚至建议，是不是换到酒店或者茶楼说话。齐主任说：“王家铺村是本县的大村，也是小康村典型，因为地理位置越来越接近县城中心区域，地价快到寸土寸金的地步。村集体比较有钱是事实。这些年围绕着集体账户上的近千万资金，干群关系不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也不和。表面上争争吵吵已经习以为常，工作上互相拖后腿。再加上还有一部分人也想挤进村领导班子里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位置上的村干部想保住位子，时刻提防着被人算计拉下台。到处告状，是不少村民同吃饭睡觉一样必不可少的事。种种复杂因素掺杂在一起，令我们办事处伤透脑筋。换谁上台当村干部，都有人反对。只好维持现状，王富民当20多年的村支部书记，王贵是第二次当选村主任。论关系，还是叔侄俩，可工作中既不尊老，也不爱幼。为给他们组建合适的班子，办事处办法想尽，思想政治工作不间断，可就是有一双无形的手，将该村推向漩涡之中。”
王富民翘着二郎腿，满不在乎地喝茶抽烟，还说：“齐主任，早就给你建议过，我要是支书、主任一肩挑，事情就简单化。可你老是说我年龄大。实际上我年龄哪里大，你们看抽烟喝酒打牌，那样事不是跑在前面？”
漫无边际闲扯一阵，王富民等人无非想说明王贵纠集部分村民告状，是想取而代之。另两个小组长打的算盘是村主任升支部书记后，他们就有升村主任的机会。我有些打瞌睡。中间，该县宣传部长于光明电话打给齐主任，要他招待好记者。于部长电话也打给林站长，说晚上县常委们要在一起开会，抽不出时间来陪，明天计划不变。齐主任安排酒席，请来县总工会出席潘英明当说客。勉强应付，归心似箭。席间潘主席将我们拉到一小包间，说村上的事情复杂的很，王富民是有些小的经济问题，不出大事也就过去。王贵则年轻气盛，凭他的资历，说不定哪天就被王富民挖个坑栽进去。潘主席拿出三个信封，说是王富民和办事处齐主任的意思。客气一阵，照单全收。复回到酒桌上，把酒言欢，握手道别。
周军生在路口等两个小时。笑他干嘛不和李小玉多联络一会，何苦跑路口喝西北风？他说给林站长打电话得到一会就来的答复后，就告别对象，还搭乘两站公交车到路口等候。得知我们几个小时的收获，周军生埋怨不带上他。回到站上已九点。林站长将已经躺床上的刘主任叫到站办，要我们把收下的红包都交出来。林站长说我和小庞的红包，按照广告提成比例核算到工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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